州的执着，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体现：到1968年《黄飞鸿威震五羊城》为止的67部黄飞鸿电影中，直接出现广州地名的就有15部。早期黄飞鸿系列电影对广州人文、地理和普通民众生活习俗有着不厌其烦的精确再现：叉烧包、早茶、舞狮表演，伙计肩搭毛巾、手提大水壶穿梭于茶客之间。有剧评家说，早期的黄飞鸿电影，是“一群广东移民拍给广东移民看的”，其中“丰富的广州府细节，帮助他们缅怀那个失落了的世界———广州”。而在第二期的黄飞鸿电影中，随着香港和内地常年的隔绝，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，黄飞鸿行侠仗义的地点已经不再重要，电影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越来越少，“广州”开始变成一个被借用的符号。

　　等到1991年徐克版的黄飞鸿上映时，回归临近，香港人又一次开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认同。徐克版的《黄飞鸿》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香港人的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思考。在演员的选择上，徐克选择了北京人李连杰而非广东籍演员来饰演黄飞鸿，同时离开了此前所有黄飞鸿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广州城，转到佛山，并自称“佛山黄飞鸿”。实际上，黄飞鸿的一生中，几乎没有在佛山定居过。这一设定无疑将黄飞鸿从其原有的土壤中剥离出来，这时的黄飞鸿，举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，已经“由广东乡镇武师，蜕变为清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，为中国何去何从上下求索的民族英雄……一方面站稳民族立场反抗洋人欺侮并发扬国粹，另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落后及民族劣根性，虚心吸取西洋文化的优点”。

　　正如“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不同年龄，不同时期黄飞鸿电影的观众们，对黄飞鸿的想象和理解也一定是不同的。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，也一定不是僵化不变的，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而被不断地重塑。在“制造”黄飞鸿的进程中，朱愚斋之于黄飞鸿，犹如保罗之于耶稣，亦或是柏拉图之于苏格拉底。朱愚斋创造出来的黄飞鸿，在冷战、乡愁和民族主义的裹挟下，经历了一次次的解构和重构，在六十余年的时光里，为我们留下了100多部黄飞鸿系列电影以及变化多端的人物形象，最终将一介无名武师，变为全体华人心目中的一代宗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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